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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党政要持续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近日，各国政党政要持续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表示，我谨代表莫尼列太后、柬埔寨王室和柬埔寨人民，对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致以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坚信您将更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事业，以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期待同您一道，传承柬中传统友谊，推动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塞拉利昂人民党领袖、总统比奥表示，欣悉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谨致衷心祝贺。在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过去10年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相信中共二十大将为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启新篇章。

　　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总统哈桑表示，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的信任和信心。祝您在领导国家、服务人民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功。

　　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主席、总统穆塞韦尼表示，热烈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期待同您携手努力，不断推动两国共同发展和繁荣，造福两国人民。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总统奥尔特加和副总统穆里略表示，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正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尼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突出发展成就。我十分珍视科中两国传统友谊，相信科中战略伙伴关系将取得更大发展。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表示，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将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更大步伐。祝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早日实现。期待尼中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

　　科摩罗总统阿扎利表示，欣闻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科摩罗政府和人民以及我本人谨向您致以诚挚和热烈的祝贺。坚信您将带领中国继续走向繁荣，并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表示，诚挚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祝您在这一崇高岗位上成功、顺遂，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在您的领导下不断实现进步与繁荣。

　　多米尼克工党领袖、政府总理斯凯里特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您的高度拥护。期待中国共产党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瓦努阿图瓦库党主席、政府总理拉夫曼表示，坚信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移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全面现代化。我愿同您一道，推动两党友好互利关系再上新台阶。

　　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总主席、前总统梅加瓦蒂表示，我们期待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共同推动建立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斯洛伐克方向党主席、前政府总理菲佐表示，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中国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备受尊敬的重要力量。

　　克罗地亚前总统梅西奇表示，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相信您将继续带领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表示，高度钦佩您的远见卓识和坚强领导，祝愿您带领中国不断取得新发展，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摩尔多瓦社会主义者党执行书记、副议长巴特雷恩察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也为人类文明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阿根廷众议院副议长希奥哈表示，您带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在各领域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成为各国政党学习的典范。坚信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此外，发来贺电贺函的还有蒙古人民党总书记、政府办公厅主任阿玛尔巴伊斯格楞，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总书记、政府社会发展部部长马吉达拉尼，苏丹正义与平等运动主席、政府财政和经济规划部长吉布里勒，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主席、欧洲议会议员科内奇纳，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主席、前总统沃罗宁，斐济人民联盟党领袖、前政府总理兰布卡，萨摩亚人权保护党领袖、前政府总理图伊拉埃帕，智利前总统弗雷，罗马尼亚蒂图列斯库欧洲基金会主席、前政府总理阿德里安·讷斯塔塞，吉尔吉斯斯坦“信任”党议会党团主席奥尔莫诺夫，土库曼斯坦工业企业家党主席奥夫甘诺夫，阿尔及利亚尊严党主席达维，土耳其爱国党主席佩林切克，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妮诺娃，加拿大共产党领袖罗利，基里巴斯关爱基里巴斯党主席阿坦尼博拉，巴勒斯坦民主联盟总书记拉法特，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秘鲁争取进步联盟总书记巴尔德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索科尔，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祖尔加德尔，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书记伊舍伍德，巴西国会巴中议员阵线主席皮纳托等。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